52个孩子相约自杀!这个死亡游戏已经残害多名中国青少年,可能就藏在你孩子手机里

作者:   来源:木棉雅韵   阅读量:19  发布时间:2018-09-19 11:33:38

人生不是儿戏,但却有一种游戏,天天教唆你的孩子去自杀。

可怕的是,它很可能就在你孩子的手机里。

今年7月,成都一个12岁的小女孩,一反往常,连着几天一到晚上,就跑进母亲房间,吵着要一起睡。她看起来很害怕,一直跟母亲说:“妈妈,我心跳得好厉害,整天都跳得好厉害。”

母亲觉得孩子不是生病了那么简单。追问之下,女儿才说出,两年前她就一直在关注一款游戏,这几天她很害怕游戏里的人找上门杀了她。

到底是什么游戏,让小女孩觉得自己会被追杀?这款游戏叫“蓝鲸”。仅仅在去年,全球就有几百个青少年因为这款游戏自杀身亡。

蓝鲸游戏,是俄罗斯的一款专门煽动青少年自杀的游戏,又叫死亡游戏。

相关资料这样介绍:

“蓝鲸,是一款俄罗斯死亡游戏,游戏的参与者在10-14岁之间,完全顺从游戏组织者的摆布与威胁,凡是参与的没有人能够活下来,已经有130名俄罗斯青少年自杀了,而且这个游戏还在向世界扩张。”

蓝鲸游戏在社交网络上流传,邀请年轻人参与某个特定的组织。

游戏规则是,游戏的管理者会要求每一个参与者按时完成列表中的所有关卡项目。这些项目都带有某种特别的刺激性,比如:

每天凌晨4:20分起床,起来看恐怖电影,听恐怖音乐,半夜爬上屋顶。

在自己的手臂、腿上用刀片自残,并拍照或拍视频发给上级管理者,以此进入下一个关卡。

在手臂上刻一只鲸鱼,并告诉自己是一条孤独的蓝鲸。在这期间,不准和任何人说话。

……

这对很多叛逆的青少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在游戏的过程中,蓝鲸游戏会逐渐摧毁你对生活的希望与向往,产生无尽的绝望。慢慢引导你自残,最后自杀。

2017年7月,江西有一个16岁的少年徐某,趁着父母不在家,拿起了菜刀,斩断了自己的阴茎。

父母发现时,徐某正倒在血泊中。医生说,徐某是环形切除,切除得很彻底,阴茎再植成功的几率很小。

手术室外,激动的父母向记者控诉,孩子之所以会有这么偏激的行为,正是因为蓝鲸游戏。

有些青少年因为叛逆和好奇,加入蓝鲸游戏。但一旦进去,几乎就难以脱身。

在参与游戏之前,参与者必须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包括家庭住址、甚至是裸照等发给管理者。管理者则宣称,一旦中途退出,全家都会被人肉,甚至被追杀,裸照会流传到网络上。因此,这就是一条不归路。

而这些青少年自残、自杀的过程,甚至会被拍成视频,拿去交易。要想成为游戏的管理者,也需要缴纳一笔费用。

这个游戏,以正常人的思维,基本上会一笑置之,甚至嘲弄一番。

但它颇有几分邪教的气质。仅仅是2017年,俄罗斯就已经有130个青少年因此自杀身亡。现在已经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2017年5月,四川某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报案,一个男孩虚弱地说:“救救我,我参与了蓝鲸游戏。”

警方赶到时,报案的少年已经连续闯了12关。但就在越陷越深时,他想起了父母,想起了自己的朋友,才胆怯报警求救。警察发现他时,他已神情恍惚,眼光呆滞,手臂上伤痕累累。

据四川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公布的数据,2017年上半年,仅四川一省,警方就发现了52个蓝鲸游戏参与者,他们都是11~17岁的青少年,其中22个有自残行为,另外还有两个已经精神失常,送往精神病院救治。

其中很多人已经完成了砸车、抢钱、看恐怖电影、看虐杀动物视频的关卡,正一步步走向自杀的深渊。(来源于《四川日报》)

蓝鲸的邪恶与魔力到底在哪里?

其实,蓝鲸的游戏管理者,从没有追杀过中途退出的参与者。那只是吓唬人的。它一直在做的,是引诱、煽动青少年去自杀。

蓝鲸之所以会选取青少年作为对象。是因为青少年正处于叛逆期,标新立异是共同的特点。蓝鲸宣扬的“自杀不可怕”“自杀勇敢”“自杀浪漫”等观点,正好迎合了青少年这一特征。

当然不仅仅如此。蓝鲸还有一套理论,堪比一些邪教的教义。

这个游戏为什么叫蓝鲸?

因为蓝鲸生活在蔚蓝的深海,是一种孤独,静谧,神圣的动物。它们有集体自杀的习性,因为体积庞大,死后尸体还能为周围的生物提供养分上百年,因此还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鲸落”。这被宣称是“蓝鲸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

这些听起来很美、很动人的解释,对青少年造成了相当的迷惑。给青少年贴上孤独、与众不同的标签,再美化死亡,宣扬“自杀浪漫”,鼓动青少年自杀,营造一种互相取暖的感觉。这是蓝鲸的第一步。

为什么要设计每天4:20这个时间点起床?

蓝鲸游戏的设计者,本来是一个心理学的高材生,他太知道,要控制一个人,首先就要剥夺他的睡眠。

长期缺乏睡眠的人,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大脑控制情绪的区域。缺觉会让负面情绪更难排解,加重抑郁、焦虑。而4:20分,正是人体最需要深度睡眠的时候,也是人一天之中,精神最脆弱,最容易自杀的时刻。

在4:20分起床,听恐怖音乐、看恐怖电影,是在进一步摧毁游戏参与者的心理防线,加重抑郁情绪,强化悲观的念头。可见,这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比阴险与恶毒的游戏。

为什么不让游戏参与者跟他人交流?

这是为了加重参与者与社会的隔离感,让他们越来越孤独,到最后相信自己是一条深海里孤独的蓝鲸,让自杀、自残这件事,变得更神圣,也更自然而然。

游戏的设计者,会重复和参与者说:“你这个废物”,“你就是个垃圾”,“你长得好丑”等等,让参与者陷于自卑的情绪中,加重虚无感、低价值感,直至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绝望。

俄国就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玩到一半想退出,管理者就一直跟她说:“你太无趣了,父母也不会理解你,生活不可能变好。只有死亡才会告诉你答案。”

最后,小女孩选择了自杀。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反人类游戏。

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没有谁不惧怕死亡,不热爱自己的生命。但蓝鲸到底做了什么,会让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乔伊纳的自杀人际关系理论中说,人自杀需要满足三个要素:

蓝鲸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将青少年带到了死亡的边缘。

2016年,在俄国总统普京的亲自督战下,游戏的创建者菲利普·布德金被捕。他只有21岁,但符合了所有高智商犯罪份子的特征:孤僻、高智商、心理学高手、反人类。

调查人员称,布德金从2013年就开始琢磨设计“蓝鲸游戏”,并吸引一些孩子加入他在俄罗斯社交网站VK上建立的群组,向玩家提出奇怪的要求,如用视频或照片证明自己杀死了动物等,从而“筛选”玩家。而最终留下来的小部分玩家将顺从“游戏”管理员的要求,无论终极任务有多可怕。如果有玩家想要离开,将受到来自管理员的威胁。

在面对调查人员时,布德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在为社会“清理垃圾”。

布德金说:“他们快死了,而我给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比如温暖、理解和联系……他们都是些没有社会价值、只会危害社会的废物。而我正在将这些人从我们的社会清除掉。”

这个游戏在中国社交网络出现后,也很快引起了全社会的警惕和严打:

腾讯的安全团队以“蓝鲸”游戏以及相关的关键词对QQ群进行了彻底排查,对有大量疑似相关的QQ群进行了处理。目前,典型的关键词包括“蓝鲸”游戏、“蓝鲸”死亡游戏、“蓝鲸”挑战、“4点20叫醒我”等。

百度贴吧对“蓝鲸”游戏吧进行了关闭,关键词进行了全网清理,为了防止此类自杀的再度出现,积极地搜集相关自杀、血腥型信息的线索,将相关线索上报给相关部门。

新浪微博博站方已经解散相关话题,避免该类内容在微博聚集讨论,添加屏蔽词,防止该类内容通过搜索传播,目前已经清理涉“蓝鲸”游戏相关内容1300余条。

北京市文化行政执法总队网络执法队干部石铁说,“蓝鲸”游戏本质上不是传统的网络游戏,是通过建立社交,引诱、教唆青少年犯罪。下一步将按照文化部相关部署做好查删工作;并严禁属地游戏公司炒作、打擦边球,开发命名此类游戏;督促相关平台扩大关键词的屏蔽范围。同时,严禁网络动漫企业传播类似不良文化信息,严禁提供“蓝鲸”游戏网络直播。

死亡游戏可怕,父母更要反思

但一个参与蓝鲸游戏的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说,她“想寻找的其实不是死亡,而是关注和温暖”。这反映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孤僻,缺乏温暖、关注和爱,是参与蓝鲸游戏孩子的普遍特点。事实上,一个孩子,身上伤痕累累,每天精神恍惚,却能持续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不被发现,他有多被忽视,可想而知。父母们需要格外警醒和反思。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是死亡游戏有可趁之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研究所曾公布一个数据,每5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考虑过自杀。

很多家长常说:“今天这些在蜜罐里长大的孩子,真是不知道什么叫苦。”这是一种认知的误区。没有体会过物质的匮乏,不代表孩子没有尝到苦头。相反,社会越发达,物质越丰富,孩子要承担的压力,也比父辈祖辈多得多。

香港的自杀预防服务中心,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有学生打进热线,抱怨学业压力大,流露出自杀的想法。

浙江警方也曾在蓝鲸游戏聊天群中,拯救出了一个12岁因学习压力过大而加入游戏的女孩。

所以,父母们,有空就多陪陪孩子吧。你不陪,总会有别的东西陪着他。

健康迷信者的群体特征

作者:   来源:   阅读量:20  发布时间:2018-09-03 15:19:30

1. 女性群体

很多实证研究结果都证实,相较于男性,女性群体更明显地出现健康迷信心理和行为。女性群体成为健康迷信的高发区域,其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男性群体相比,女性群体教育程度偏低,科学素质较差,辨识能力不强。一般而言,科学素质越高,人的认知越趋于理性,越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辨识能力,不会轻易相信非科学的观点,也就不易形成健康迷信思维。二是由于女性的社会性从属地位,更容易受到社会意识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障碍,自我心理意志力较弱。诸如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事业性别不公平待遇的事实以及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都使得女性在童年、就业以及家庭等生活过程中容易受挫,妥协、自卑、怯懦等心理特征更容易产生。这些意志障碍一方面使得女性更容易被动接受外部思维“洗脑”;另一方面容易产生精神挫折、心理失衡等心理问题,对精神寄托的安慰需求较大。而健康迷信一般具有很强的心理暗示效果,对精神寄托需求更大的女性更容易产生吸引力。三是女性,尤其是婚后全职家庭的女性,闲暇时间较多。出于人性中聚集、交流的需要,这部分女性更容易产生一种寻求刺激、娱乐、消遣、从众的心理,从而追求迷信活动。例如,前述“风水大师”徐泓昊就是专门针对有闲暇时间的富裕女性,为她们提供“求财”、“斩桃花”、“保子女平安”、“包生儿子”的风水服务。

2. 老年群体

老年群体也是健康迷信的高发区。人年老以后,内部生理变化以及外部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是老年群体的普遍特征。老年是人生全面丧失的阶段,身体健康水平下降,社会地位边缘化,经济收入减少,对子女的控制减少甚至反转,配偶生病甚至去世等,容易引起老年人的心理变化,从而使老年人对待世界的看法和行为发生改变。

从老年人所处的健康特征来看,老年人身体功能的衰退随着年龄增加日益增长。人到老年往往疾病缠身,老年慢性病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由于慢性病病程长,治愈率低且具有普遍性,病人只好长期处于病痛的折磨之下。老年人面对身体上的病痛以及心理上对死亡日益临近的恐惧,思维与观念容易发生变化,更容易接受和形成非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信仰。“少年学儒,中年学道,老年学佛”的说法正是老年人倾向于神秘主义信仰需求的真实写照。这就有可能产生健康迷信思维和相应的行为。现代健康迷信往往经过精心包装,本身具有强大的教化作用和心理暗示作用,不少老年人渐渐深入其中,寄望通过宗教、迷信活动来解决病痛折磨。参加健康迷信活动转移了其对身体病痛或生活难题的注意力,其精神得到安慰、焦虑得到缓解,身体机能得到一定的恢复,而信奉者往往将其归因为神灵的庇佑,更加依赖于过求神拜佛、烧香磕头、驱魔赶鬼、练功修炼等各种形式的迷信活动,为自己消灾祈福。

从老年人所处的社会心理来看,伴随着老化,老年人孤独感加剧,精神空虚、灵魂困惑。李小龙(2011)的研究认为: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数量在减少;职业中止造成的社会隔离;现代社会子女与父母生活的隔离,家庭人际关系联系减少;缺乏工作以外的兴趣爱好,难以通过社会娱乐活动释放心理孤独感;当代社会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老年人的社会能力、威信下降,传统性社会角色缺位,心理挫折感增加。

灵魂困惑、心里空虚、疾病缠身的老人通过参与健康迷信活动,缓解孤独所导致的紧张、恐惧、苦闷、压抑等复杂的心理感受,并试图通过与神灵的对话,安慰心灵。例如,当前保健品诈骗老人的案例中,老年人买保健品一大原因便是孤独。2015年5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称,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近10%。老人独自居住,于是,卖方开始温情忽悠,提着水果拜访老人,给老人倒洗脚水。不曾想,那些叫着“爸妈”,下着跪的“可爱小伙”让他们掏空了家底。

从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网络来看,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分享进一步促进了健康迷信的传播。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网络较为封闭,本身又有着兴趣、交流、聚集的人性需求。在周围人现身说法的蛊惑下,很多老年人容易“从众”参加健康迷信活动,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或者“听听看看没有损失”的心理参加这类活动。而现代健康迷信活动往往打着宗教或者科学的外衣进行了精心的包装,容易吸引辨识能力不强的老年人群。通过参加迷信活动,与同龄人进行交流分享,可以缓解老年人因孤独所致的复杂心理感受,满足其依赖心理和情感需要。而这些活动的发生,容易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其不良情绪,从而产生了心理暗示效果,进一步强化了其健康迷信信仰和行为。

3.高收入群体

一般而言,低收入群体是健康迷信的高发群体。以城镇的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缺乏,社会保障覆盖较少,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大,更容易受到那些打着“祛病强身、延年益寿”招牌的健康迷信活动的影响。然而,从相关的研究和报道来看,目前在高收入群体当中,健康迷信活动也呈现出蔓延趋势以及差异化的群体特征,应当引起较高的重视。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高收入阶层高期望值与社会发展的高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严重的落差,社会生活决策中面临着复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往往借助一些理论、仪式、大师等迷信活动来舒缓焦虑。这些人群像逼近了限度的弹簧,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减压,寻找原始的清净,逃离纷繁的现实生活。当前社会上流行的禅修热、辟谷热、宗教游憩热即反映了这类人群的高层次心理需求特点。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反映了当代人在物质生活丰富之后迫切需要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身体健康之外寻求心理健康的愿望。有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种需求心理,把修行包装成身心俱治、包治百病的良方,不仅蛊惑学员、骗财骗色,甚至是耽误人的正常治疗。例如,“络云山国学院七日道家养生调理班”明确称用“道医临床发功调理+道家行气诀脉法(潜伏期疾病诊断技术:导电察体)+道家秘传外丹药浴+道家养生功法修炼,满足广大‘亚健康’仙友及糖尿病等患者快速祛病强身的需求”,非法行医嫌疑昭彰。

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企业主也痴迷于借助大师指点迷津,利用风水、易经、八卦等迷信形式指导企业经营活动。这些大师或利用模凌两可的语言或精心准备,给予信众可信的心理暗示。一旦得以偶然验证,极容易获得信众的信服、认可和长期追捧,并通过企业主的个人社会网络在更多的高收入人群中传播影响,让更多的人从众参与。当然,这些“大师”的预测指点的范畴很广,决不局限于生命健康一个议题。这些行骗活动往往打着传统神秘文化的旗号,在高收入群体中以“社会网络”的隐秘方式、以“愿者上钩”的形式进行半公开的运作,其危害性及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4. 高知群体

同健康迷信行为收入的两极化趋势类似,健康迷信活动在高知识教育群体和低知识教育群体也呈现较高的增长趋势。一般而言,低知识教育群体,科学知识与素质较差,缺乏科学理性的判断能力,容易受到健康迷信的引诱和误导。高知识阶层出现健康迷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知识的有限性与认识的无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越是深入了解科学,对科学本质愈加清楚,越是认识到科学理论的有限性、理性的局限性,越是容易产生动机,寻求多种渠道,增加解决未知的可能性。二是知识程度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理性判断能力。接受过高等教育并不代表个人可以不盲从、不迷信。三是知识阶层精神层面的需求大。在当下社会高速发展的格局下,心理焦虑容易增加,在心理失衡时更倾向于寻找精神寄托。四是知识阶层一般善于自我思考、分析,对于自己的判断也往往比较自信。然而过强的自信容易形成一种偏执,形成对自我的盲目崇拜心理。例如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乔布斯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变成所希望的样子,强烈渴望世界按照自己所设想的那样运行,因而在确诊胰腺癌后,他认为“不想让他们把我的身体切开,因此我努力寻找其他可行的方法。”除了实行严格的素食外,他还进行针刺疗法,尝试各种草药疗法,甚至请过灵媒来进行治疗。

宗教知识:佛教文化艺术3

作者:   来源:新城社区反邪教专题网   阅读量:22  发布时间:2017-06-19 08:30:57

各时代石窟雕刻作品的鉴别,主要是从其面相、花纹、服装等加以观察。如六朝面相多是丰圆,后期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衣纹最初用汉代传统的阴线刻法,后来兼采用西域的凸起线条,更发展成为直平阶梯式的衣纹。服饰一般是采用印度的装束,由单纯而逐渐演变为复杂。各个时代作品的这些特征,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天才。

在我国广大土地上,从新疆的库车、高昌,甘肃的敦煌、永靖,大同的云岗,义县的万佛堂,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邯郸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杭州的飞来峰,四川的广元、大足到云南的剑川,有一连串的石窟寺,分布在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点缀得更为雄伟和富丽。这些石窟的雕塑、壁画等,是我国古代艺术家把传统的艺术和外来的影响密切会合起来而创造的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所有雕塑和绘画虽都以佛教故事作题材,但其中也有反映各个时代人间现实生活的情景,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文化落后,民不聊生,帝国主义者趁机千方百计掠夺我国的文化遗产。因此,许多石窟里的雕像、壁画等也成为他们窃取的对象。在许多石窟中,有些佛像的头部被凿下,有些壁画被刮去,成为他们国家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我们今天到那些石窟寺(如山西天龙山,河北的南、北响堂山)去,到处见到断头折臂的雕像。这种摧残我国文化的恶劣行为,实在使我们痛恨不已;同时,更加激发我们尽心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

(六)金石文物

中国古代习惯在日用的金属器皿上刻铸文字,或是纪事,或是铭功,或是警戒,这叫作「金」。后来铭刻在碑碣上,或是墓志上,这叫做「石」。金石文字是研究古代历史和艺术的重要资料。佛教的金石文物,也不例外,不仅关系到佛教史实,也关系到一般社会的史实。因此,佛教徒对于寺院中所保存的金石文物,必须加以重视,妥善保存,不可任其毁坏,以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石」,便是寺碑和僧人墓塔碑。这些碑上都记有史实,是最原始的资料。自唐代以后,建石幢之风盛行。有为功德镌造的陀罗尼经幢,也有为纪念僧德的墓幢,有用汉文雕刻的。也有用梵文雕刻的。幢盖和幢座上往往有浮雕的人物,各时代有不同风格,都极精美。佛教寺院中所保存的「金」,便是钟、磬、炉、鼎之类,从它们的铸造技巧上,可以考察历代冶炼技术的进步。如北京大钟寺的大钟,明永乐年问造,钟的内外都铸有汉、梵经文,重约八万余斤。法海寺的钟,明正统年间造,钟内外铸有梵文经咒。各地寺院常有宋、元、明时代的铜钟或铁钟。这些都是极有价值妁文物。

佛教寺院的文物,大约可分为下列各类:

第一、建筑:即古代建造的殿堂和塔。

第二、绘画:即前代画家为寺院所作的各种绘画,寺院的壁画,以及各种绣画、织画、漆画等。

第三、雕塑:即寺院古代雕塑的尊像,以及各种金、石、玉、竹、木、骨、角、牙、陶、瓷等雕刻的器皿或艺术品。

第四、铭刻:即一切金、石、玉、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铭记的,碑刻、经幢等也属于此类。

第五、图书:这一类文物在寺院中最为丰富,往往被忽略或轻视。所谓图书,即完整的藏经和残缺零本藏经,古版本佛经,其中常有珍贵的孤本或绝本。特别是抄本佛经和书籍,往往是极有历史价值或研究价值的文献。此外,寺院的谱录、志书、档案、戒牒、法卷、简牍、以及音乐歌赞的谱录,也都有历史价值,应当保存。至于名人的法书、墨迹,珍贵的金石拓本,古刻经的版片,由东南亚国家传入的贝叶经(应当确定其文字),也都属于图书之类。

第六、货币:即古代的货币或钞券。

第七、舆服:即有历史价值的衣袋、佩带、冠履、饰物、丝棉麻织物和刺绣品。但是关于这些衣物的时代必须研究确切,决不可强加附会,致招讥嫌。如国清寺传说的智者大师的袈裟,并不是隋代之物。应当考定其确切年代,辨别其真伪,才有历史价值。

第八、器具:凡是法器、乐器、仪器、家具等,如古代的橱柜、几椅等类。

以上所举的只是简单介绍,未曾提到的还有很多,要在具体仔细的审查之中,正确分析,从时代和艺术上评定其文物价值,避免错误和浮夸,作好保护文物的工作。否则很可能把没有文物价值的东西保留下来,而有文物价值的东西反被破坏了。佛教徒应当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保护寺院中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七)佛曲

佛曲是佛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歌咏的曲调。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是印度语「梵览摩」之省略,义为清净。呗是印度语「呗匿」之省略,义是赞颂或歌咏。印度婆罗门自称为梵天的苗裔,因此习惯指印度为梵,如古印度文为梵文。梵呗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首先创始的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在东阿县(在今山东省)的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制成鱼山呗。《高僧传》(卷一五)中说这种呗「传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同时,吴国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传泥洹呗。东晋建业(今南京)建初寺支昙籥制六言梵呗。他的弟子法等于东安严公讲经时,作三契经竟。严公说:「如此读经,不减发讲。」便散席,第二日才另开题。可见当时虽有曲调,所歌唱的词句却就是经文。三契经便是歌唱三段经文。宋时有僧饶善《三本起》及《须大拏》,每清响一举,道俗倾心。齐时有僧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辩的弟于慧忍制《瑞应》四十二契。《乐府诗集》卷七十八杂曲歌辞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一)歌本处,(二)歌灵瑞,(三)歌下生,(四)歌田游,(五)歌在宫,(六)歌出家,(七)歌得道,(八)歌宝树,(九)歌贤众,(十)歌学徒,(十一)歌供具,(十二)歌福应。每首均五言八句,显然是歌颂释迦如来一生事迹。现在虽不知其曲调,无疑是用梵呗来歌唱的。到了隋代由于西域交通的开展,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中土。《隋书·音乐志》(卷十五)中记西凉音乐说:「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又说:「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所载歌曲中有「于阗佛曲」。《唐会要》卷三十也说:「吕光破龟兹得其声。」又说:「天宝十二载七月十日大乐署改诸乐名,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急龟兹佛曲改为「急金华洞真」。

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九叙「胡曲调」,记录唐代乐府曲调有:「普光佛曲」、「弥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曲」、「如来藏佛曲」、「药师琉璃光佛曲」、「无威感德佛曲」、「龟兹佛曲」、「释迦牟尼佛曲」、「宝花步佛曲」、「观法会佛曲」、「帝释幢佛曲」、「妙花佛曲」、「无光意佛曲」、「阿弥陀佛曲」、「烧香佛曲」、「十地佛曲」、「摩尼佛曲」、「苏密七俱陀佛曲」、「日光腾佛曲」、「邪勒佛曲」、「观音佛曲」、「永宁佛曲」、「丈德佛曲」、「娑罗树佛曲」、「迁星佛曲」,凡二十六曲。这些佛曲在当时寺院中举行宗教仪式时如何实际应用,现在已无资料可考。现存的唐代佛教歌赞资料有善导《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依观经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赞》和法照撰的《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这些赞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间用三、四三言句。每首赞后有和声,和声的词一般是三字。法照所用和声有五字的。首唱者为「赞头」,和声者为「赞众」。所用曲调,疑仍是梵呗的声调。唐代变文也多是七言句和五言句,间有三、三、四言句的,有的注有「平」、「侧」字样。「平」是平声调;「侧」是仄声调,但其曲韵当与善导、法照所撰赞文相同,也是梵呗的音韵,敦煌经卷所载唐代佛曲有《悉昙颂》、《五更转》、《十二时》等调,内容多半是赞叹大乘教理、赞叹禅宗修行、赞叹南宗顿门等。但是,这些曲调的实际应用情形也还难以考定。

宗教知识:佛教文化艺术2

作者:   来源:新城社区反邪教专题网   阅读量:23  发布时间:2017-06-19 08:30:17

(四)寺塔

中国最古的寺院是洛阳的白马寺,是佛教最初传入汉地时,汉明帝为摄摩腾等所创建的,但是现在这座寺院的建筑已经过后代多次重建。关于中国佛教建筑的最早记载,是《后汉书·陶谦传》所说;「笮融大起浮图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作的刹(刹是梵语「刹多罗」之略,义是土田,印度塔上立竿柱,也叫作「刹」);所谓「重楼」,就是多层木结构的高楼,这正是后来中国塔的基本式样。最早的佛寺建筑,是以塔为中轴线上的主体,而僧房散布其四周。后来的寺院,中轴线以殿堂为主体而塔建在附近了。

中国现存的最古佛寺建筑是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公元783年)和佛光寺(建于公元867年)。佛光寺大殿是一座七开间的佛殿。殿中有三十几尊唐代佛像,梁柱间有唐代题字,壁上有唐代壁画。可以说,唐代四种艺术集中保存在这里。

其次,河北蓟县独乐寺有一座结构精美的山门和一座高大的观音阁(均建于公元984年)。阁中奉有十一面观音像,高十六公尺。还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建于公元971年)和山西大同善化寺。隆兴寺的主要建筑有大悲阁、左右侧楼、转轮藏殿、戒坛、牟尼殿、大觉六师殿及锺鼓楼。其中大觉六师殿和钟鼓楼已经倒塌。大悲阁中供奉著高大的千手观音像。转轮藏是现存唯一的十世纪造的可以转动的大藏经架。牟尼殿中有优美的宋代壁画。善化寺是十一世纪中到十二世纪中叶建成的,现在还保存著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原来是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的藏经殿。殿中四壁保存著辽代制作精巧的藏经橱,橱的上部有「天宫楼阁」。

山西赵城县的霍山广胜寺,是元代建筑(建于十四世纪),有上寺和下寺两部分。上寺有一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纪建成的。

北京西山碧云寺是明代建筑。寺中殿堂、廊庑的布局,是结合地形,并把泉石树木组织在内。大殿和菩萨殿保存著明代的精美塑像(现已不存)。寺中有田字形罗汉堂和汉白玉砌成的金刚宝座塔,是清代修建的。寺内有明净的清池,涓涓的流泉,密茂的松柏。这种布局与浙江杭州的灵隐寺、江西庐山诸大寺院大致相同。

中国南方的寺院,多半依山布局,在建置上、风格上与北方寺院不同。院落虽比较局促,而寺外有茂林、有峰峦,气象仍显开阔。如峨眉山麓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都如此。

在十四五世纪间,中国佛寺建筑上出现一种拱券式的砖结构殿堂,通称为「无梁殿」,如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南京灵谷寺。宝华山隆昌寺中都有此种殿堂建筑。

清代修建的喇嘛寺,以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外八庙」为最。雍和宫(建成于公元1735年)中法轮殿的殿脊形成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万福阁与左右两阁以飞桥相连,阁中供奉十八公尺高的弥勒佛立像。承德的外八庙是公元1713一1870年间陆续建成的,其建筑风格有摹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藏式的,也有汉族形式而带有西藏风趣的,兼收并蓄,多彩多姿。

以上只叙述现存历代佛寺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各地还保存著不少宋、明建筑的佛寺,不能一一列举。在过去,僧众对于寺院的古建筑不很重视,不知爱护,不少古建筑在维修时被拆改,致使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这是深为可惜的。

塔与寺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中国塔的建筑形式丰富多彩。历史记载中的最大木塔是元魏时建造的洛阳永宁寺塔,高一千尺,百里以外便能望见。可惜这座塔建成不久便被焚毁了。现存最古的塔是公元520年建的河南嵩山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密檐式砖塔。塔身有用莲瓣作柱头和柱基的八角柱,有用狮子作主题的佛龛,有火焰形的券间,形式优美。自此以后,砖塔逐渐增加,木塔逐渐减少。到十世纪以后,新建的木塔已极为稀有了。

唐代以后的砖塔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同木塔,层层相累,这可以叫作「多层塔」;一种是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加多层密檐,这可以叫作「密檐塔」;此外还有单层的僧人墓塔。唐代的塔一般都是四方形的。多层塔是在塔的表面上表现出木结构的柱梁斗拱等,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公元652年)、荐福寺的小雁塔、香积寺塔(公元681年)、兴教寺的玄奘塔(公元669年)等都属此类。密檐塔一般不用柱梁斗拱等装饰,而轮廓线条呈现优美,如嵩山永泰寺塔和法王寺塔(八世纪建),云南昆明慧光寺塔和大理崇圣寺塔都是此类。墓塔中以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惠崇塔(七世纪前半期建)为最典型。此类塔一般是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只有唐代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公元746年建)是单层八角形的,塔身用砖砌出柱梁斗拱门窗等。

宗教知识:佛教文化艺术1

作者:   来源:新城社区反邪教专题网   阅读量:17  发布时间:2017-06-19 08:29:46

(一)佛画

中国佛画,创始于三国时的曹不兴,他见到康僧会所设佛像,便仪范写之。到东晋时,其弟子卫协,时称画圣,画有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在瓦官寺壁画维摩像,时人捐十万钱争取一观。刘宋时有陆探微,梁时有张僧繇。旧时画法多系平面而无阴阳明暗之分,僧繇创为没骨皴法,不先以笔墨钩研而以色渲染。齐时著名佛画家有曹仲达,隋有展子虔,唐初有尉迟乙僧等。到开元中吴道子集诸家之大成,为古代佛画第一人,其弟子以卢楞伽为最。中唐德宗时周昉创作水月观音之体。五代时贯休以画罗汉知名。其他如王资翰等亦为名家。五代以前绘画佛教图画,都能庄严妙好,从形容仪范中体现佛菩萨清净端严,慈悲静穆的道德品质。宋代以后文人画兴,于是佛教画分为两种流派。其一继承隋唐规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马和之,明丁云鹏、仇英、商喜,清禹之鼎、丁观鹏等;其一则不拘绳墨,以古朴奇谲为高,如宋梁楷,明陈洪绶,清金农、罗聘等是。若就佛法言之,诡谲形态是画佛菩萨像所不应取法的。

(二)版刻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旱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868年(即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世闻名的唐代刻本佛经,已于五十多年前被英国人斯坦因窃去,真令人切齿痛心。

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卡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公元971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

公元975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雷峰塔内藏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塔下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这就无怪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福建建阳刻本)也颇有名。宋、金、元三朝中,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是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元代道藏就是在平阳刻成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书坊或私人刊刻了不少大字的小字的佛经和其他书籍,多有精工之品。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藏中心。北藏、道藏、龙藏以及其他私家刻书,纸墨之精、雕刻之工、装璜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所用的纸张,如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也不断增加。

宗教知识:七件圣事

作者:   来源:新城社区反邪教专题网   阅读量:19  发布时间:2017-06-19 08:29:18

1、圣洗,亦称洗礼。是天主教的入教仪式。

2、坚振,亦称坚振礼。是坚固教徒信仰的礼仪。坚振仪式一般由主教主持,必要时主教可以选派神甫代之施行坚振。

3、圣体,原意为”感恩祭。”教会在举行弥撒的仪式中,由神甫把一种没发酵的薄面饼祝圣后,称之为”圣体”,教徒领食之叫”领圣体。”

4、告解即忏悔。是一种赦罪形式。

5、终傅:意为终极(指临终时)敷擦”圣油。”

6、神品,亦称”圣秩”。天主教内神职人员权力、职务的品级。共七品,分为大三品和小四品级。

7、婚配,教徒结婚要经本堂神甫的审查认可。现在我国天主教对婚姻仅保留着神甫为他们祈祷降福的一些仪式

道教渊源及其神谱体系

作者:   来源:新城社区反邪教专题网   阅读量:58  发布时间:2017-06-19 08:28:54

道教奉老子为教主, 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除在中国广泛流传外, 还传播到日本、韩国、越南、南洋各国.目前世界上信仰道教的人数约有3000 万人.

道教渊原於中国古代的巫术、神仙方术和阴阳五行木.东汉顺帝时 (公元126 年~144 年) , 张陵在四川鹄鸣山创立"五斗米道", 奉老子为教主.老子姓李, 名耳, 是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 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老子五千文》即《老子》, 又称《道德经》, 主要阐述"道"是事物存在和变化规律的本源.张陵定立了教主和经典, 信徒日众, 道教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时, 经文人理论化使之逐渐完善, 经唐、宋直至金代, 正式形成"全真道"和"正一道"两大派.

道教基本教义体现在修炼之中, 追求长生不老, 肉身成仙.道教的经籍总集称《道藏》, 除道教经书外, 还收集了诸子百家、医学、化学、生物、体育、保健及天文地理等古代文献, 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诸神是从中国古代的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衍变而來的, 有尊神、神仙、俗神三大类.道教崇拜的最高尊神是"三清", 即玉清元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其次是"四御", 即玉皇大帝、为总执天道之神;北极大帝, 为协助玉皇执掌天经地纬, 日月星辰, 四时气候之神;天皇大帝, 为协助玉皇执指南北极及天地人三才, 统御诸星并主持人间兵革之事;后土皇地祇, 为掌阴阳生育、万物生灵, 大地山河之秀女神.还有"三官": 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 地官赦罪, 水官解厄.此外, 还有三皇 (天皇、地皇、人皇) , 五帝 (东, 青帝;南, 赤帝;西, 白帝;北, 黑帝;中, 黄帝) 等.神仙又有人仙, 地仙, 天仙之分.俗神更多, 如大明之神 (日) 、夜明之神 (月) 、北斗神、风师、雨伯、雷公、电神、门神、灶君、财神、土地、城隍、药王、瘟神、蚕神、文昌、关帝、妈祖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

作者:   来源:亮剑网   阅读量:327  发布时间:2017-06-16 12:42:0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应对多种类型邪教犯罪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确立了坚决打击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应看到,一些邪教组织仍然活跃,邪教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从已有邪教治理经验模式看,通过广泛的警示宣传教育防范邪教,依然是打击邪教最有效的方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现有方法已难以满足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

  如何更新教育理念,在国民思想中植入“抗邪教文化基因”,从而使人民群众明辨是非,彻底认清邪教危害,自觉远离邪教,则需要改变思路,创新思维,获取新的思想武器。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反邪教教育工作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达到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理想效果,乃是今后反邪教工作的前进方向。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反邪教工作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必须遵守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引导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从民族复兴、社会发展、公民道德三个逻辑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清晰、凝练的概括总结,从此,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就成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针。在反邪教工作中,核心价值观可以启迪我们走出旧模式,开拓新方法,开创新局面,具有多重指导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厚,对社会各阶层的精神信仰都具有引领作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文本言约而意丰,在国家层面指明了社会发展与前进方向,这一美好理想的约定,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强大精神动力,确立了信仰上的“主心骨”。具体到反邪教工作,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对于国民的精神信仰,心灵栖居具有导向作用,可以凝聚国魂,坚定信心,培育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公民自豪感。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的邪教信众心灵演变轨迹个案研究不难发现,一些人之所以笃信邪教,轻信歪理邪说,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原因,还是他们缺少核心价值观信仰,在心灵中形成了信仰的“空地”。在人的价值体系中,必须存在一个能让自我“信服”的精神价值观信条,否则他就会失去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处于精神无所皈依状态。若一个人处于此种状态,存在这样的信仰“空地”,在渴望精神皈依这一本能的驱使,就很容易为邪教组织所蛊惑,接受邪教组织的扭曲价值观与荒诞的信仰体系。而通过将国家层面上的正确的价值信仰体系植根于国民心中,牢固占领信仰的高地,不留信仰的“空地”,就能让国民获得邪教免疫基因,自觉拒绝邪教,从而在信仰的源头上消除邪教生存与蔓延的土壤。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逻辑严密,互相支撑,形成一个结构系统,对我国进行公民价值观教育,以及指导反邪教工作,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纵观传统的国民价值观信仰教育,过于强调政治观念,凸显“宏大叙事”内容,却忽略了微观操作层面的信条,导致价值观体系呈现“空中楼阁”现象。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本,改变了此种叙事模式,而是从宏观信仰指引,中观社会构建,微观个人操作三个层面,安排内容结构,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化,表现出了内在逻辑的严密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具体到反邪教工作领域,核心价值观这一逻辑设定,为反邪教警示教育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反邪教工作,其实也分为三个层面,宏观信仰教育、中观社会关怀,微观自我塑造。在过去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中,宏观信仰教育不强,中观社会组织关怀过剩,而微观个人心理培育较弱,因此出现“两头弱,中间强”这一不平衡现象。其实三者应同时进行,共同发挥作用。若忽略了价值观引领,人就容易失去方向,找不到精神家园,从而成为邪教组织的“俘虏”;不从个人心理层面疏导教育,不了解“邪教易感人群”的精神、心理特质,就容易对邪教人员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厌恶心理。两头出了问题,中间层面的社会关怀也就失去的依附,难免出现程式化,隔靴搔痒式关怀,不能打动人心。如果我们能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理想信仰、社会关怀、心理抚慰导引三方面入手,就能起到更好的教育转化效果。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强大,对社会全体成员具有强大教育感召功能和说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层面推广的价值体系,具有强大的信誉保障和宣传力度,因而也就秉有巨大的接受能量。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宣传推介,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层,从少年儿童到耄耋老者,十三亿受众形成了巨大的接受能量,国民莫不对核心价值观耳熟能详,入脑入心,并落实在行动上,成为一切行动的指南。核心价值观的这一强大正能量引领与接受功能,犹如和煦春风拂面,对于我们防范与治理邪教,具有巨大的文化心理补偿功能。一般来说,邪教易感人群,都倾向于通过心理暗示,把自己看做社会的“弃儿”、“不公平社会的弱势群体与牺牲品”。而在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信条的辉光沐浴下,其心灵中信仰的洼地就会被慢慢照亮,使自我变得自信自强起来。同时,对社会的认同,以及身份认同、族群认同,价值观认同等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代表了社会先进文化的方向。核心价值观不但包含现代国家的精神理念价值,同时,由于还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特性;既携带着民族文化的优秀基因,又表现出浓郁的现代意识;既有高屋建瓴的理性信仰说服力,又有朴实亲民的本土特色。因此,核心价值观非常适合国民自我修养、自我道德完善教育,修炼文化习性,熔铸民族性格。具体到反邪教工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文化意味,蕴含着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和谐基因,延续着民族文化的诚信密码,因此能够令民众信服景仰,不论文化水平高低,社会大众都能从中得到思想的启迪,道德的提升,从而将人民群众召唤至麾下。正是核心价值观的这种感召力和吸引力,使社会上的信教人员摈弃“怪力乱神”“世界末日”“道成肉身”等愚昧落后的劣质文化知识体系,回到人性、法律、理性正确轨道上来。从这个意义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那些价值观模糊的人群具有强烈的启蒙、去蔽作用,能够使他们从弱势群体、“信仰孤儿”的痛苦体验中解脱出来,回归正常社会。

二、 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防范和处理邪教是维护社会安全稳的重大课题,而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和温床,做到釜底抽薪,标本兼治,防止死灰复燃,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过程。在全社会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剖析邪教本质,揭穿邪教歪理邪说,戳穿邪教骗人伎俩,提升国民认识邪教、抵御邪教的能力,使其远离邪教,依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反邪教策略。

  20世纪末法轮功邪在北京地区大面积教爆发,引起中央、北京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北京市为此展开了为期十多年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目前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各区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有效手段,在城乡居民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出现了许多值得推广的典型经验。门头沟区永定镇的反邪教条款入《村民自治章程》,丰台区西罗园街道的文化育人活动,昌平区百善镇的大学生村官参与反邪教宣传,顺义区李桥镇的反邪教文化墙,密云县制定“四帮一”工作方案等,都为我们立体防控邪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总之,在反邪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警示教育出现常态化、长效化、正规化局面,反邪教专业队伍不断扩大、领导机构逐步建立起来,人民群众认知邪教、抵御邪教能力有大幅度提升,邪教组织在北京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具有北京特色的反邪教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但同时也应看到,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制约着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目前反邪教警示教育已经完成初步阶段任务,正向更深层次迈进,一些问题依然突出,面临的困境亟待我们解决。

  从教育的内容与功能层面上看,反邪教警示教育视角较窄,大多局限于邪教本质认识和邪教组织识别上;强调教育的警示功能,突出劝诫效果,而忽视了对受教主体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自我人格建构。原因在于缺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顶层设计,常常是就事论事,就邪教说邪教,浅尝辄止,对邪教发生深层社会原因、人群社会心理、文化思潮律动的研究不够透彻,导致教育作用不够深入持久,内容设计尚不能达到让被教育者信服的程度。

  从教育的形式与方法上看,尽管方法很多,但概括起来,灌输式、说教式、甚至是强迫性教育较多,而抚慰式、感化式、契约式、心灵体验式教育方法少。从心理学上讲,人都有逆反心理,特别是易感人群、冥顽信众,与常人相比,其逆反心理尤为严重。对他们进行警示教育,就必须在方法上多下功夫。针对那些逆反心理特别强的人,不但要使用一般方法,还要准备一些特殊方法。比如,尝试使用契约式、体验式教育方法,或许效果更好,即在能够照顾其自尊心前提下,以契约约定,而非强迫方式,使其慢慢体验并逐步认识邪教信条的荒诞不经,以及笃信邪教对自我、家人的严重戕害,这方面的尝试与探索还不够深入。

  从帮扶教育活动看,临时性救助式帮扶、关爱多,国家、政府层面的福利享有不够规范、完善;物质性救助较多,专业心理疏导帮扶少。除了极少数心理严重病态(或精神病状态)的人群外,绝大多数人还是底层群众。尽管他们获取现代知识信息的渠道相对匮乏,认知能力较弱,收入较低,但其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对情感归属、得到尊重的渴望,甚至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强烈。在与之对话交流时,平等对待就变得非常重要。在物质帮扶时,如果过程、场合、表达不恰当,他们甚至有可能将组织的救助理解为“歧视”性施舍。甚至在其他群众心中形成“因为参加了邪教组织所以得到了帮助”这样的不良后果。如果享有的福利待遇来自国家、政府层面,则会认为是有尊严的享有。对于底层信众的这种特殊心理机制,研究得还不够透彻。个别地方在进行致富式帮扶时,较少考虑到帮扶对象的操作技能与管理能力。

  从教育队伍知识素养角度看,反邪教工作者的专业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各区县都成立了相应的反邪教领导机构,他们工作积极性强,热情高,任劳任怨,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组织教育工作,是一支值得信赖的队伍。但也应该看到,基层反邪教人员很多都是志愿者,且年龄偏大,反邪教专业知识相对匮乏,在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判环节,以及易感人群心理矫治诸方面,都存在知识短板,难以满足信息化时代反邪工作的需要。特别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知识缺乏,对邪教信众分层认知,分类甄别还不够细致,导致对邪教信众的“怪异行为”缺乏足够的容忍度,也影响了对信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本对策

  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反邪教工作的引领意义,知晓了当前反邪教警示教育的问题所在,也就为新历史阶段反邪教与警示教育工作提供了对策与具体思路。

  (一)立主脑,化精髓。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领作用,将核心价值贯彻到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强大感召力,先进文化软实力、广泛的接受力,对国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教育,培育国民的现代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对反邪教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是反邪教警示教育的理念精髓。表面看,反邪教工作似乎是基层社会一个不起眼的工作,是基层群众组织的义务劳动,其实不然,它是一份非常神圣的职业。反邪教工作不但关乎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而且还关乎人民福祉。底层群众远离邪教侵扰,社会的幸福和谐稳定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反邪教工作,必然形成反邪教工作顶层理念,使反邪教工作立起主脑,获得灵魂;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作用,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引领反邪教工作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二)弃孤立,树结构。作为反邪教重要环节,教育转化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两种方法,即结构法和原子法。我们过去更多地使用孤立的原子法,而不是结构系统法,没有将两者很好结合起来。比如,针对一个邪教信众,常常是多层级、大频次的帮扶教育与感化,这当然是必须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即便同一个邪教团体的信众,其信教原因既是“相似的”,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往往强调了“千差万别性”,而忽略了规律性与相似性。有的则相反,以“相似性”忽略“千差万别”性。其实是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考量。现实中,几乎所有的邪教信众,都具有痴迷不悟,笃信歪理邪说特点,这是共性;但有的是智力原因,有的是性格气质原因,有的则是心理疾患原因,这就是个性。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在进行教育转化时,必须综合考量,将邪教信众、易感人群的生理、心理、智力、性别、社会身份、家庭角色、生活环境等进行多层面关联分析,查找某一个体的“症候”所在;同时还可以把邪教人群与发育地区、发育周期、社会心理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更大的结构系统。获得了此系统,关于邪教信众的一些规律行动东西也就会显现出来,反邪教教育的“知识地图”就会形成。

  (三)重疏导,慎惩罚。除邪教头目居心叵测,愚弄信徒,对抗政府,以及某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信众攻击他人,伤害无辜,属于治安与刑事犯罪外,大部分信众群众还是基于人的本能渴望,在邪教头目的蛊惑与胁迫下加入邪教组织的。人本心理学认为,社会个体不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需求,同时还有爱与归属、得到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精神需求。邪教组织以做好事得善功,死后升天堂等说教进行精神信仰引导,以营造组织内“亲如姐妹、情同手足、有病有灾有人顾”等友爱氛围,满足信众的现实心理需求,实现信众的宗教“高峰体验”。这种体验犹如吸食鸦片一样上瘾,让一些认知能力低下的信众欲罢不能。针对这种情形,我们要对症下药,除传授反邪教知识,宣讲科学理性精神外,还需要在心理补偿方面狠下功夫。做到重视心理疏导,慎用各类惩罚,特别是歧视性惩罚,无疑是火上浇油。应在目前已有的教育感化基础上,将疏导机制立体化,系统化,形成单位组织教育,社区村落关爱、家族族群监督、家庭成员亲孝为一体的新型教育转化模式。比如在社区村落层面,基层组织要多关爱弱势人群,对于其性格、生理方面的缺陷、陈年伤疤等要大度包容,吸引他们参加社区、村落的各项文娱活动,勿使其产生被抛弃的感觉。在边远山区,可尝试重启村落家族自治管理,通过先人崇拜,祖宗祭祀,传扬家风等形式,彰显家族荣光,增加身份认同、族群自豪感和归属感,对抗邪教组织所宣扬的无国无家荒谬言论。对于那些因家庭生活不和谐而加入邪教组织,或因胆小怕事被裹挟进邪教组织的成员,要多做家人的心理工作,通过营造浓浓的家庭氛围,使其获得归属感。而对于那些冥顽不化者,不要急于求成,可通过契约方式,允许其经过一个时间段的身历目见,自由体验,实践检验,并在专家定期心理疏导下,促成其“自主性反思”,进而缓慢转化。

  (四)少雷同,多细节。北京市作为全国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先进地区,有很多优秀的方法。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手法雷同,未能做到针对不同个体开出不同药方。究其原因,在于细微之处做得不够好,只看到“如出一辙”的共性一面,未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细节决定成败,在转化与警示教育的任何环节,都要秉持因人而异,注重细节这一原则,打破思维定式,杜绝重复老套。在帮扶教育时,认真设计帮扶环节,不总是搞恩赐式帮扶,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政府层面提高底层人群福利待遇,在就业、购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诸方面予以充分照顾,提升其作为国家公民的归属感与尊严感。在反邪教宣传时,要多考虑细节:针对不同的地区、社区,使用不同的宣传手段;针对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宣传内容;宣传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反邪教知识宣传、说教宣传上,要多使用鲜活的、大众能看明白的例子,最好是直观的图画形式;应注意宣传的量度和频次,不能有明显的波峰浪谷,要稳扎稳打,哪怕处于邪教活动的平静期也不能放松。拓展反邪教宣传新渠道,构建灵敏的反邪教情报工作体系,使反邪教工作再上新台阶。

  (五)更理念,练耐心。反邪教工作人员是反邪教工作的主体,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反邪教队伍,直接决定着反邪教工作的成败。因此,反邪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进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涵养宽厚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坚硬如铁的法律理性精神;更新知识,更新理念,满足对底层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公民思想启蒙教育的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与信教人员真心交朋友,杜绝急躁情绪,耐心做好社会矛盾、家庭矛盾的化解工作;提高反邪教情报意识,形成敏锐情报期待,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者与建构者。

四、 结语

  反邪教工作是当代社会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综合治理战,不但需要国家、政府层面强大物质力量支持,同时更需要宏大思想文化武库的支撑和先进方法指导。两者的有机结合,是获胜的基本保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在人民群众心中竖起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大旗,坚定不移地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然能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支持。基层群众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增强了,各种类型的邪教组织也就失去了招摇撞骗机会,全社会必须达成反邪教战略层面的这种共识。只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更新方法手段,就能把握反邪教工作的主动权,推动北京地区反邪教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构建平安首都,和谐北京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核心价值观指导下依法治“邪”

作者:   来源:亮剑网   阅读量:88  发布时间:2017-06-16 12:41:2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八字一组,四个义项,与其他十六字八个义项共同构成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别于另外两组政治层面和公德层面,这一组四项,表现人们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追求社会协作精神。社会协作,西方称为“社会契约”,两者语义上相似,但差别仍然很分明:社会契约,着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失衡之后的补救,用契约把失衡的社会重新聚拢在一起。社会协作,则着重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由互相信任过渡到互相依赖,构成协作关系。形成无差别无缝隙的团结合作。

  但是,无差别无缝隙的协作与合作必须以法制作屏藩,法治社会是这项原则实现的基础条件。在维护社会稳定,清除邪教违法行为方面,尤其需要法制的强烈参与,反邪教工作需要以法律为依据,让人们在法治社会中理直气壮地反邪教。在反邪教工作坚定树立崇尚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依法识邪

  在反邪教工作中,会发现各种疑似邪教的组织,因为难以迅速判断它们是否邪教,暂时称它们为“类邪教”组织。“类邪教”组织中,有的已经是“邪教”,如国家权力机关认定的二十二种邪教及法轮功;有“准邪教”,如与法轮功同时活跃的气功组织“中华养生益智功”等;有“实质邪教”,如各种会道门;也有“疑似邪教”,如从家庭教会异化而成类“全能神”的邪教组织。但判断一个组织是否邪教,判断者必须持有充分的坚定的法律依据,在法治社会条件下,一切判断必须依据法律进行。因此,这项工作的程序应该这样设定:第一,邪教;第二,非邪教。
邪教 识别邪教是邪教治理的关键。第一,至1997年,国家权力部门已经认定十四种组织为邪教,但是这些组织并不就此销声匿迹,它们转入地下,有时也走上地面,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在地下的邪教与地上的邪教有很大的区别,它们刻意绕开法律,以逃避打击。区别这些组织的罪与非罪,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第二,国家权力部门认定并公布这十四个组织之后,冒称气功的法轮功因罪行昭著,被人民政府正式取缔,进入邪教组织名单,以后邪教组织的名单陆续增加,目前我国境内的邪教组织已经达到二十二个。第三,一些非法组织,具有明显的邪教特征,根据行为分析判断,它们实际上就是邪教,它们中的一些“组织”,邪恶的程度甚至超过已经认定的邪教组织。第四,一些社会组织,它们并不以“宗教”的名义活动,比如1940年代的“同善社”,本来是明代民办公助的民间慈善机构,延至清末民国,竟成为与政府平行的庞大邪教团体。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如“气功”之类,组织大规模膨胀,它的头目往往滑向邪教,与政府分庭抗礼。第五,一些民间组织借助传统宗教的名义,冒称某教之一“宗”,假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如全能神就源自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规避法律干预,也缺乏正统宗教的约束,处于真空地带,很容易滋生邪教。而且不排除某些图谋不轨者借助家庭教会创立邪教的可能。全能神是这样,其他家庭教会中的邪教分支也会是这样。

  邪教的法律认定依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文件,以及权威机关颁发的通知或司法解释。1990年代以来,政府陆续发布关于认定邪教的文件,它们是关于执行部门认定邪教的权威文件。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转发、查禁取缔“呼喊派”等邪教组织的情况及工作意见的通知》,明确“呼喊派”(包括从呼喊派演变出的“常受教”、“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能力主”、“全能神”等派系)、“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包括从新约教会演变出的“耶稣基督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观音法门等十一种组织为邪教组织。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明确“主神教”为邪教组织。1995年,公安部在给安徽省办公厅《关于对“被立王”组织依法定性的批复》中,认定“被立王”为邪教组织。同年,公安部等十部门《关于邪教组织活动的情况通报》中明确“灵仙真佛宗”、“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为邪教组织。1996年,公安部在向中央领导的要情专报《吉林省公安机关查处韩国邪教组织“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总会”的渗透活动》中,明确“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为邪教组织。1997年,公安部在给吉林等10个省级单位公安厅、局《关于将“统一教”定性为邪教组织的批复》中认定“统一教”为邪教组织。1999年,公安部向各省级单位公安厅、局下发《关于查处邪教组织“三班仆人派”有关问题的通知》,认定“三班仆人派”为邪教组织。1999年,公安部向各省级单位公安厅、局国内安全保卫部门下发《关于查禁取缔“圆顿法门”邪教组织的通知》,认定从“观音法门”演变的“圆顿法门”为邪教组织。以上这些文件,代表国家权威意识,在实施上具有法的效力,它们是反邪教工作的“基本法”。

  邪教,是中国传统概念,“邪教”一词,贬抑意义强烈,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各阶层人们对它的厌恶。但是从宗教学的概念看,邪教其实也是宗教。邪教的“邪”,不在于它的教义,而在于它的“邪恶”本质和“凶恶”行为,在于它的行“教”企图——颠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所谓邪教,是指违反国家法律,严重危害国家、危害人民、危害社会的“宗教”团体。这是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认知邪教,以“三危害”为它们定性。但是从法学角度,却这样认定邪教:“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的名义或者教旨而建立的不为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非法组织。”根本不承认它们的“宗教”身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指出:“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采用各种手段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惩治。”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都是这个意见,以法的名义剥夺它们的身份。

  非邪教 “非邪教”不是说它不是邪教,而是暂时无法认定。无法认定,是因为只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判定它是邪教,程序上不合法。所以,除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安部明文的以上这些邪教组织,其他组织都不能被认为是邪教。这里说的“其他组织”,指本章开头列举五种情况中的第三、第四、第五种。这三种情况中邪教组织的特征已经相当明显,按照一般法律程序,完全可以判定它们是邪教组织,但在法治国家,作这样的判断无疑轻率与不负责任,还会导致“缠讼”,因为一些组织专门雇佣一些所谓法律顾问,这些顾问与旧时代的“讼棍”很相似,挖空心思在无理中寻求所谓有“理”,使诉讼旷日持久,而这正是它们希望的,借此扩大知名度,为他们的“邪教”组织开发广告。我国司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以及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的另一种理解是行为人的行为在法律中没有相应的罪名,则不认为是犯罪,则该人应为无罪人。在实际诉讼中,如果以邪教组织罪名起诉行为人,而国家的法律条文、国家权威机关和权力机关的文件,以及两高的司法解释又找不到相应的条款,公诉机关就可能面临败诉。

  对这类非邪教组织的邪教性质犯罪行为,有两种应对办法。第一种,以处置法轮功为例。当时法轮功与其他气功一样,是属于群众性的气功组织,在国家民政局合法注册,热衷于气功事业的国家体育总局为几十种气功包括法轮功颁发了气功师执业资格证。但是4.25事件发生,法轮功的违法行为可以作犯罪论处,党政机关迅速发布文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处置法轮功从此有法可依。第二种,以处置纪一“一通茶”案件为例。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邪教,通缉李洪志,所有涉嫌欺诈的气功大师都销声匿迹。此时纪一推出张扬神迹的疑似邪教著作《人活精神》,还高价售卖经他发过功的“一通茶”。工商部门由公安部门协同,以非法出版发行和价格欺诈为由,对纪一实行罚款,因为他的非法所得数额巨大,继而将其逮捕判刑。

  纪一的种种作为,已经具备构成邪教的基础要件,但是执法部门只以经济行为对他进行处罚,因为“一通教”不在邪教的名单里,而且一通茶也不叫“一通教”,更重要的,纪一主要是个人形式利用歪理邪说售卖假货,并没有像李洪志那样创立一个非法组织,没有组织的“邪教”是不存在的。

  二、依法治邪

  有关邪教犯罪,中国刑法规定了两个罪名,即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依法惩治邪教犯罪,应该厘清邪教犯罪的三个层次:(一)利用邪教奸淫妇女、诈骗财物。(二)利用邪教诱骗他人自残、自杀。(三)利用邪教颠覆国家政权。

  邪教自利 自利型邪教犯罪内容单一:谋财骗色。这是邪教产生初期的特点,这时的邪教组织规模不大,他们的行教形式更像封建迷信,主要以骗取他人的信任,诱使迷信者出钱为手段。清中期陕西曾出现一宗邪教,教主王伏林,因为不会施展欺骗手段诱使教徒供养,反而自己出钱接济贫穷教徒,创邪教竟然把家创穷了,被传为笑柄。因为创立邪教的目标很实际,就是发家致富。清代八卦教致富,邪教成为一块肥肉,教主不愿放弃利益,便实行教主世袭制,1950年代的一贯道企图家族世袭,因为利益产生矛盾,分裂为师兄派和师母派。古今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邪教教派,其起初的旨归无不如此,只是有的教派后来势力强大,教主的野心膨胀,才脱离了“自利”这个狭小的利益笼子,迫不及待地钻进另一个笼子:获取更大利益的笼子,当然,无一例外都是囚笼。

  对自利型邪教犯罪的惩治依据《刑法》修正案(九)第三百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条的罪名及处置,邪教犯罪客体的认定很重要,邪教或会道门及迷信侵害的,一定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就是邪教行为已经阻碍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是比较严重的罪行,但邪教活动尤其是邪教早期的活动,能够主动避开这项罪名,也就是绕开犯罪客体,其罪行不能达到第三百条的处罚线。邪教人侵害的主要目标物是财物,不是人员,也不是法律法规,这样的行为当然要处罚,但处罚的“标尺”需要降低,符合“情节较轻”这一层级。情节较轻的,如判处徒刑,一定在三年以下,如果达不到徒刑的层级,最低是单处罚金。在大规模惩治邪教之后,邪教的活动大多进入地下半地下,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段,法律惩治邪教的方式将以罚金为主,这也是国际上治理邪教的普遍通行的办法。既然邪教以敛财为目标,那么把他们聚敛来的财产一律或大部分充公,使邪教经营无利可图,邪教“从业者”也会被迫改弦更张。

  邪教害人 害人型邪教犯罪,有间接伤害和直接伤害两种情形,对此犯罪行为的惩治,也应该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间接伤害。间接被伤害者仅指那些邪教痴迷者,他们对邪教的歪理邪说深信不疑,对邪教“师傅”的话言听计从,师傅要他们贡献财物,他们就贡献财物,这是第一层级的痴迷,其中有些人很快进入第二级痴迷,伤害自己的身体,比如有的邪教主张信教者戒断饮食,或拒绝治疗疾病,或以身试错,这些行为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致人死亡,属于严重的邪教犯罪行为。这类死亡事件,邪教“师傅”当然是首犯,是他的歪理邪说使信徒陷入痴迷,失去理性,才导致死亡。但信众死亡不是邪教“师傅”的主观故意,他可能预见到痴迷者会遇到严重后果,但不一定是死亡,所以,邪教“师傅”的罪行是客观放任,而不是主观故意,他对这起死亡事件不能承担全部责任。量刑范围在有期徒刑三到七年,并向死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但如果死亡人数在多人以上,则属于罪行特别严重,两高对《刑法》此条的解释认为:“这里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是指造成多人死亡的;致人死亡的情节特别恶劣的。有些人利用某些邪教组织成员对邪教的深信不疑,直接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邪教组织人员自杀、自残的,其性质就与前述有些人因愚昧无知、受蒙骗而自己进行绝食等自杀行为不同。对这些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前述绝食自杀,属于邪教“师傅”放任,本款则属于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他人自杀,确定是犯罪人的主观故意,他们要对被害人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情况,邪教害人致人死亡,将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起诉。

  邪教夺权 邪教发展到较“高级”程度,必定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不管国家对它的态度如何,怀柔还是遏制。因为,到这个程度,邪教自认为有足够的资本与国家政权“谈判”,谋求更多的利益。达到与国家政权谈判的程度,那么不论谈判结果如何,最后邪教一定要发动针对最高权力的武装暴动,这是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如上所述,法律对邪教组织违法犯罪设置多层次处罚,对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和利用邪教危害社会,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作行政处罚;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或者致人死亡的,按照《刑法》第三百条的规定作刑事处罚;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依照《刑法》,分别按照强奸罪、诈骗罪定罪处罚。

  但对组织、利用邪教组织危害国家安全的,前引两高司法解释第七条作了明确的阐述:“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组织、策划、实施、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上列各条款罪刑,都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和两高的解释,反映法治社会治理惩治邪教的基础理念,就是依法治邪,当邪教组织处于敛财阶段时,以诈骗犯罪量刑处置;它伤害人命,则以教唆犯罪量刑处置。这些处置都考虑犯罪的情节因素。当邪教组织企图颠覆政权,它的性质就改变了。但是,对它的处罚仍然是单一罪名,不是颠覆罪、邪教罪数罪并罚,不考虑邪教的因素,尽管这个组织从根到叶都浸透着邪教的毒汁。而且,更应该看到,《刑法》中并没有“邪教罪”,邪教、会道门、迷信,只是犯罪的手段,不是犯罪的基础要件。

  三、依法祛邪

  世界各国治理邪教的经验清楚表明,邪教的治理和防范是一个漫长的工程,第一,邪教的产生是因为有不断滋生的土壤,第二,邪教滋生的土壤难以铲除,第三,之所以难以铲除,是因为它是“土壤”。

  普法防邪 普法,就是在公众中普及法律知识。这是建设法治国家最重要的一步。宪法是普法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通过普及宪法知识,让公众明确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宪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机关部门,任何人,也包括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违背。普法还要普及各项专门法,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合同法》等,这些法律要入脑入心,是法治社会的最起码要求。在公民中深入开展“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公民法制宣传教育,强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促进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形成遵守法律、崇尚法律、依法办事的社会风尚,在全体公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培养公民自觉守法、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习惯,促进各种矛盾纠纷的依法妥善解决。普法还包括基层民主自治观念的宣传教育,使公民依法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使公众了解尊重法律权威,追求司法公正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普法的直接效果还体现在社会治安管理,强化治安和刑事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

  用法阻邪 普法是为了用法,第一,引导民众自觉用法律保卫国家安全;第二,鼓励公众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第三,说服群众用法律保护个人切身利益。第三点与群众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是普法的核心点。借助这一点向公众证明,普法不仅是义务,还是权利,而且对于个人来说,普法的权利意义远远大于义务意义。邪教组织敛财,奸淫妇女,引诱强迫他人自残自杀,这都是犯罪行为。邪教活动具有隐秘性,尤其是国家权力介入打击邪教以后,邪教活动更加隐蔽,对以上这些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取证困难,发起公诉证据不充分。这时,就需要对邪教活动比较熟悉的人指证邪教犯罪,这里所谓对邪教活动熟悉,是指被邪教侵害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由被害人直接出面,指证邪教组织或邪教“师傅”,证明的力度充足,对邪教的指控由此获得无可置辩的事实根据。

  在外界看来,邪教组织严密,密不透风。从邪教中难以找到证人,由邪教受害人本人或家属出庭质证,意义重大。家属出面的,是本人已经被邪教伤害致死。这类案件经过法庭公开审理、宣判,通过正当渠道把邪教的犯罪行为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们认清邪教的罪恶本质,这本身也是一场普法教育。

  关爱远邪 传统中国法制不是单纯的“法”,法与乐骈行,称为“礼”,中国法制实际是礼乐合制。冷峻的法制和温柔的文艺相配合。礼乐合制中“乐”的部分,当前表现为关爱。当前中国关爱协会就承担了“乐”的功能,在情感层面对邪教受害者以特殊的关照。国际上的关爱协会以宗教为背景,它产生的源头也是基督教对“丢失羔羊”的关爱补偿。中国关爱协会虽然与宗教无关,但它的基本宗旨仍然看到国际此类组织的影响,主要工作目标是救助邪教受害者,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法律援助,也有缓和法制强制行为形成的“锐角”作用。法制一定是冷峻、森严的,否则不足以树立国法之威,关爱则可以把法律的锐角磨平,消减接受的难度。关爱协会还可以沟通国际关系,消除互相的误解。法轮功污蔑说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人员,中国关爱协会郑重宣布:中国对绝大多数受蒙骗的“法轮功”练习者一律不予追究,而是通过给予充分的关爱和热忱的帮助教育,使这些人挣脱“法轮功”的有害影响,恢复健康生活。中国只对极少数构成犯罪的“法轮功”分子绳之以法,彰显法律尊严。他们被判刑,罪行条列可数,经得住任何方式的检验。

  普法、用法、关爱,净化土壤,戒断邪教滋生的机会,清除邪教残余,阻断邪教伸向公众的触角,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各阶层各族人民的共同信仰,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反邪教是政府的责任,遏制、清除邪教行为,是国家稳定与长治久安的基础,但公民也有支持政府反邪教的义务。在反邪教活动中,无论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观照物,其中又要特别观照“法治”这一条。反邪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惩”,在法律范围内处置邪教组织的为首人员;另一方面“治”,在道德框架内对邪教被蒙蔽人员和痴迷者施以关爱,帮助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反邪教确立了工作方向,反邪教工作严格依法,也是在公众中彰显法治社会亮色的过程。

中外反邪教立法比较研究

作者:   来源:中国反邪教通讯   阅读量:423  发布时间:2017-06-16 12:40:32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法学院 陈运雄    湖南省省委政法委 柯奇

  邪教是现代社会必须铲除的毒瘤,其违法犯罪行为涉及国家政治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经济秩序等多个方面。邪教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邪教“教主”通过控制教徒的精神世界,致使他们做出残害自身,严重危害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行为。邪教组织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各国政府也愈来愈重视邪教的综合治理。邪教治理的难点在于需寻求一个平衡点,即一方面要防范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人类人身财产安全的危害,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的反邪教对人们思想自由的损害。各国应对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不尽相同。了解、借鉴各国的反邪教模式,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治理邪教体系,也有利于加强反邪教的国际合作。

  一、 邪教概念的界定

  最早将邪教治理纳入法律体系的法国,2000年2月将邪教组织界定为:邪教组织是体制专制,宣称或不宣称具有宗教目的、行为危害人权和社会平衡的社团。1998年6月,比利时颁布法律,对“有害邪教组织”专门作了界定,指出有害邪教组织是任何从事非法的、造成损害的、危害个人或侵犯个人尊严活动的哲学性或宗教性或自称具有此类性质的团体。 [1]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从该《解释》可以看出,我国是通过对活动特征的描述来定义邪教,凡是行为具有以上特征的组织均属于邪教组织。

  世界各国对邪教的定义虽然有所差别,但其中定义的邪教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例如:对教徒实施精神控制,驱使其做出各种违法行为;神化教主,实行教主崇拜确立其绝对权威;剥削教徒,从教徒身上敛财甚至对教徒进行人身侵害;建立有严格并恐怖的组织制度和纪律,并以此控制教徒。这说明世界各国在对邪教的态度上,是具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法律的角度上,都是将那些通过教义来组织控制教徒,实施对抗和破坏国家法律,侵犯公民人身健康和尊严,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的宗教团体、仿宗教团体和组织定义为邪教。

  二、 西方国家治理邪教立法与司法模式比较

  1. 欧洲大陆反邪教立法模式

  欧盟各国承认邪教对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造成的伤害,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大陆国家采取了针对邪教的区分立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有以下共同点:

  (1)对宗教团体的登记实行区分的政策。在德国,得到联邦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可以获得公法人的法律地位,在2000年以前,获得公法人法律地位的宗教团体不仅可以免税,还将获得向其信众征税的权利。法国于1905年颁布的《政教分离法》要求宗教团体在政府登记,但登记并不是强制性的。

  (2)立法主要针对实际危害而非邪教教义。2001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反邪教法律《阿布-比尔卡法》。法国政府和司法部门避免对邪教教义进行评判,而是将邪教视为一种专制社团,认为该社团的共同法律特征是危害人权和社会平衡。 [2]

  (3)立法往往会避开对“邪教”的定义。新法案为避免争议,放弃了对邪教组织做出定义的努力。法案再次接受审议时,在行文上以“利用无知和弱势人群的信任进行欺诈”取代“精神欺骗和操纵”,并将“利用”进一步界定为“反复施加重大压力或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判断力,致使他采取具有严重危害的行动”。为了避开“精神欺骗和操纵从科学的角度讲具有主观臆断性,在法律上难以把握”的情形,这项法律明确将邪教组织及其头目因利用有“心理和身体服从倾向”的信徒进行诈骗的行为定为犯罪。法国在设立刑事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工作。

  (4)立法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法国于2001年颁布的《阿布-比尔卡法》在取缔邪教的相关规定方面,做了重申和强化。在此之前,刑法只惩罚对信徒造成物质损失的行为,并不惩罚对信徒造成精神或心理损害的行为。《阿布-比尔卡法》在保护邪教受害者精神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法律规定:允许邪教受害者的家属或社会团体对邪教提出起诉,特别是可以就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和心理伤害起诉。据法国国民议会邪教问题专家鲁迪·萨莱斯分析,当一个人中了邪教毒害的时候,其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教主控制,更不可能有明确的真心的愿望,由家属或社会团体提出起诉合乎逻辑,这为深受邪教毒害不能自拔而失去起诉能力的受害者提供了人权保证和法律支持。 [3]

  2. 俄罗斯反邪教立法模式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俄罗斯居民大多数信仰宗教,1997年9月,俄罗斯颁布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成为俄国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宗教法,随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外来或国内新生的宗教派别日趋增多,俄国学者认为,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新生宗教,关键问题在立法方面,有了切实可行的法律,又有依法办事的决心和行动,才可能迅速有效地处理有争端的局势。然而,俄罗斯的宗教法虽然建立了起来,但执行过程中该法本身和执法观念逐渐显露出不足,原因在于宗教法没有反映国家和地方在征用私人不动产方面的职权范围,以及地方领导干部法制观念尚没有建立起来。同时,政府的宗教组织协调委员会有权建议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一个权威机构从事研究政教关系及在新宗教法基础上政教关系的建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局,对局势加以正面导向。

  俄罗斯《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事实上还没有开始全面发挥作用,俄法律部门也还没有真正参与宗教组织活动纠纷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新宗教法的实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这仍有赖于政权机关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4]

  3. 日本反邪教立法模式

  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通过《团体限制法》和《被害人救济法》两项法律。《团体限制法》特别注明:该法所说的“团体”是指为达成特定的共同目的,多数人的持续性结合体或联合体。该法是日本国会直接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而立,但是其法律行文中却只针对邪教具体危害行为,并未提及其他。

  日本法律在取缔邪教问题上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东京地方法院根据《宗教法人法》决定解散宗教法人奥姆真理教,但其作为“任意教团”仍在活动。日本公安调查厅请求按照《破坏活动防止法》的规定解散奥姆真理教,但被公安审查委员会驳回,此后,奥姆真理教的活动再度活跃,并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1999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团体限制法》,此法的目的在于将此类邪教置于法律的严密监督和严格控制之下,但同时,该法强调“只适用于为确保公共安全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内,不能进行扩大解释”。

  日本国会在通过《团体限制法》的同时,专门通过了一项《被害人救济法》,其全称为《关于恢复属于特定破产法人的破产财团的财产的法律》。其根本目的即在于限制邪教非法转移资产,逃避其对“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最大限度保护邪教受害者的利益。 [5]

  4. 美国反邪教立法与司法模式

  美国是众多邪教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但由于自身宪法和宗教自由传统的限制,无法直接立法来针对邪教组织,由此美国形成了独特的反邪教法律模式。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律极端强调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几乎排除了制定反邪教组织立法的可能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支持特定宗教或限制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能立法限制或取缔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得干预任何宗教活动。在美国民间反邪教运动中,也曾出现过推动针对邪教专门立法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6]这导致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立法手段来限制各种邪教,只能针对邪教的具体违法行动,根据已有法律进行惩处。

  (2)注重综合运用现有立法的相关条款,限制和打击危害社会的邪教活动。虽然美国没有专门立法禁止和取缔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组织,但仍然对邪教活动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根据现有的各项法律法规,对邪教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法院在反邪教立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与成文法一样具有法律的效力。而邪教的立法关系到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必须经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因此法院的态度对于美国反邪教立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修正案的条文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条款:设立条款和自由条款。前者禁止国会立法设立国家支持的宗教,后者禁止立法限制宗教自由。

  (4)注重防范极端邪教组织的恐怖活动。事实上,恐怖主义和邪教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美国应对邪教组织的立法措施总体上相当温和,但当邪教组织涉及恐怖主义活动时,美国态度还是十分强硬的。“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颁布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对恐怖组织采取包括监听在内的监控措施,对从事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成员可以判处死刑。

  三、 西方国家民间组织反邪教模式比较

  1. 美国反邪教组织的发展

  二战后,美国由于移民大量涌入、战后生育率暴增引起的就业困难等原因,出现了众多的新兴宗教,如“科学学教会”等,也有一些打着原有基督教旗帜的宗教运动,如“上帝儿女”等,以及诸如“奥姆真理教”、“太阳圣殿教”等的邪教。这些宗教或宗教运动,往往具有狂热膜拜的性质和行为。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社会压力达到顶峰,美国社会的思想十分混乱,这些新兴的宗教或宗教运动趁虚而入,大量拉拢年轻人入教,其中大部分还是在校的学生,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学业,狂热的投身于自己所加入的团体当中,甚至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所加入的团体,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和恐慌,在向政府控诉效果甚微的情况下,许多受儿女入教困扰的父母在1972年组织了“从‘上帝儿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长委员会(简称FreeCOG)。该组织的活动是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同时家长间加强联系,劝导孩子们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来,[7]但政府和司法部门并没有采取具体的救助措施。1973年FreeCOG又改名为“美国父母志愿者”,后又改名为“公民自由基金会”,在它的影响下,父母救助子女的活动在民间不断壮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公民自由基金会”的下属组织有多个,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公众警惕邪教”、内布拉斯加州的“关爱儿女”和马里兰州的“个人自由基金会”等。但由于家长们的行动缺乏统一性,又缺乏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帮助,基金会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并没有伸出援手,则是出于宗教自由的考虑,认为入教的年轻人们作为成年人,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如果政府出面制止,则有悖于美国由来已久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美国反邪教活动取得进展发生在1978年末,当时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敦自杀和谋杀教徒,并且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人民圣殿教教徒的死亡惨状,无不愤怒谴责人民圣殿教及它的教主琼斯。此前一直没有显著进展的反邪教活动,很快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反邪教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络网,但在关键的立法听证会上,自由派人士及一些相关学者对反邪教组织提供的证据提出了质疑,结果导致推动立法进展的参议院放弃了以立法方式阻止美国新兴宗教的办法。最终,除了一边倒的舆论谴责外,反邪教组织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琼斯敦惨剧后,民间的反邪教组织“公民自由基金会”和“美国家庭基金会”联合组织了“警惕邪教联络网”,1979年30多个反邪教组织推出65名代表,建立了“个人自由国际基金会”,1984年改名为“公民自由基金会警惕邪教网络”,总部设在芝加哥。直至20世纪90年代,“警惕邪教网络”遭到了新宗教方面的反击。“警惕邪教网络”在“Jason Scott案”中的败诉,法庭判决CAN应该赔偿Scott先生数百万美元。“警惕邪教网络”在强大的经济制裁下宣告破产,美国最大的反邪教组织至此终结。

  2. 欧洲反邪教组织的发展

  相对于美国,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的成果更为显著。这主要表现为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从法律上制定了限制和打击邪教的政策和措施,欧洲议会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审议了有关邪教危害性及其防治方法的报告。

  1972年“上帝儿女”从美国传到欧洲,而一些试图解救其成员的人也随即赶到欧洲,争取解决从美国过去的教徒,也一同将反邪教组织带到了欧洲。欧洲最早成立起来的组织有英国的FAIR组织、1975年于法国成立的“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1977年德国建立的“保卫心灵及精神自由行动”;1980年以后,荷兰的505组织、丹麦的“对话中心”组织、瑞典的“救助个人协会”也成立了;1987年西班牙“爱护青年人协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第二届反邪教国际会议。

  起初,这些反邪教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向可能被拉拢入教的年轻人写信,警告他们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向国会和议员们写信说明邪教的发展情况,并要求邪教领袖们不得干涉教徒与家庭、社会的联系。直至1994年12月,以瑞士为基地的太阳圣殿教又有51人自杀或被谋杀,第二年奥姆真理教又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杀害无辜群众,警方在刑侦过程中又发现该教还犯有多种其它罪行,世界再度为之震惊,也同时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开始推动立法进程。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比在美国大得多成果,主要原因就是取得了政府的实际支持,并在立法层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1994年3月24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建议报告,其中要求所有的新宗教组织都要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并说明其正当性。1996年,法国国会组织了长达几天的听证会,由“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的代表向国会陈述世界范围内邪教的活动情况,最终通过了一个叫《法国邪教》的报告。随后,法国政府加大了对“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的财政支持并明令禁止所有邪教在旅馆或一切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国会还建立了专门的观察站,保证随时能够提供邪教的最新动态。1997年,比利时通过了一个比法国还要严厉的惩治邪教的法案,其点名禁止的宗教派别达到189个。1985年德国也通过一个关于邪教活动的报告,其中指责了好几个属“五旬节派”的宗教团体。1999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欧洲邪教状况的报告。

  由于以上各种程度不同的立法支持,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四、 西方国家治理邪教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 高举立法武器反邪教

  通过比较研究可见,只有提高到立法的层面,才能更加有力地打击邪教。“法轮功”邪教早在萌动之时,我国就有有识之士戳穿了它的本质,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在当时是局部的,还有不少人对法轮功采取了支持、保护和包庇的态度,使它得到恶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法。目前,对“法轮功”邪教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采用《刑法》等相关的国内法律中有关的条款,进行审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依赖《决定》、《解释》和《解答》,能够被正式称为法律的只有《刑法》第300条的规定。这会导致三点不足:其一,相关法律法规缺少系统性,过于繁杂零散,在实际执行中多部门齐抓共管,容易出现混乱;其二,由于系统性的缺失,这些法规之间缺少联系和互补,容易造成重叠和漏洞,进而被邪教组织利用;其三,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司法解释具有灵活性大、适用性强的优点,但其权威性却比较小,实际工作中易授人以柄、引起争议。随着反邪教的深入开展,专门的立法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专门性的立法有利于有针对性开展反邪教斗争,可以使反邪教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地开展下去,做到社会长治久安,使全体公民的思想、行动统一到立法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2. 排斥片面的信仰自由观的干扰

  西方国家如法国的反邪教立法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干涉,其主要是打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口号在指责法国。但是,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所秉持的宗教自由观念与其一贯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只是一种没有约束的、片面的自由观。事实上,反邪教立法与信仰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为邪教本身并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世界现存的各大宗教,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与各种社会形态的良好适应性。它们吸收和表现人类创造的许多精神财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众多信仰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协调功能和平衡机制。邪教则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反社会,包括反对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道德准则。而美国法律之所以对邪教无法准确定性,乃是其本国宪法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美国教派问题研究专家艾伯尔就指出“极端教派现象对美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法律制度领域尤其尖锐。”而在现实中因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美国的反邪教运动也是一再地受挫。

  3. 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治理邪教中的作用

  邪教乃全人类之公敌,邪教问题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大问题。中外不仅都注重依法治理邪教和发挥政府组织在治理邪教中的作用,而且都重视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在防控和打击邪教中的作用,将治理邪教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来对待,把“善治”理论恰当好处地运用到反邪教当中。美国活跃着上千个反对邪教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家庭基金会”、“公民自由基金会”、“宗派预警和信息中心”、“信仰防伪计划”、“把我们的子女从‘天父儿女’解放出来的父母委员会”等。法国成立了“反对精神操纵中心”和“保护家庭与个人协会”等几个大规模的民间反邪教组织。同时,一些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属组织也成立了一些专门针对特定邪教的民间团体,如反对“人民圣殿教“的“有关亲属委员会”,反对“天父儿女”的“父母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或者组织力量开展抵制邪教筹款、宣传、拉拢信徒等罪恶活动,或者通过各种努力挽救那些受邪教毒害的信徒,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和提供必要的帮助等。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在与邪教斗争时与社会联系紧密,防范邪教手段也更灵活,能够为反邪教立法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建议。因此,鼓励民间反邪教团体的成立,并且为其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是我国反邪教部门法的应有内容。

  4. 加强打击邪教犯罪的国际合作

  由于很多邪教组织已发展成为跨国性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发展活动,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邪教的发展蔓延。此外,世界各国间对邪教犯罪的惩治态度不统一,尤其是当某一国加强了对邪教的打击力量时,邪教组织的头目往往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遥控指挥,或者利用所在国对其他反邪教国家施加压力,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邪教。